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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我先把安徽省最南部，徽州一带的地理环境，做个综合的叙述：

徽州在旧制时代是个“府”，治下一共有六个“县”。我家世居的绩溪县，便是徽州府里最北的一县。从我县向南去便是歙县和休宁县；向西便是黟县和祁门县；祁门之南便是婺源县。婺源是朱子的家乡，朱熹原来是在福建出生的，但是婺源却是他的祖籍。

徽州全区都是山地，由于黄山的秀丽而远近闻名。这一带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东南流的，最后注入钱塘江。因为山地十分贫瘠，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。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致三个月的食粮。不足的粮食，就只有向外地去购买补充了。所以我们徽州的山地居民，在此情况下，为着生存，就只有脱离农村，到城市里去经商。因而几千年来，我们徽州人就注定的成为生意人了。

现在再谈谈我们绩溪县。绩溪县是徽州府六县之中最北的一县，也可能是人口最少的一县。在经商一行中，我们绩溪人也是比较落后的。绩溪县人多半做本地生意，很少离乡远去大城市。他们先由杂货零售商做起，然后渐渐地由近及远。所以一般说来，我们徽州人实在都是很落后的。

我家在一百五十年前，原来是一家小茶商。我家世代乡居。故宅在绩溪县城北约五十华里。历代都是靠小本经营为生的。我家第一个有志为学的是我的一位伯祖胡星五。他是个乡绅兼塾师。在乡里颇有名望，但是科场却不甚得意。

我们的村落（上庄）正与华南其他地区的村落一样，是习于聚族而居的。洪杨起事之前，我们聚居的胡氏一族总人口在六千上下——当然也包括散居各地经商的族人在内——大半务农为生。但是大多数家庭也都有父兄子弟在外埠经商的——尤其是在南京、上海一带。

*节选自胡适所撰《故乡和家庭》

“胡先生是安徽人，哥大出身，北大成名。”唐德刚曾以极精炼的笔墨概括了胡适的一生轨迹，也指出胡适与北大的重要关系。从1917年9月登上北大讲台，到1948年12月14日离去，胡适在北大的时间是18年，1917年9月一1925年11月任北京大学教授、1930年12月一1937年7月在北京大学任教，任文学院长等职、1946年8月一1948年12月任北京大学校长，这种关系可谓既深且长。

在任职北大期间，胡适领导发起了白话文运动，领导了新文化运动。在北大期间，胡适对北大的发展方向和学术传统多次提出过意见。1919年6月22日的信中他谈到杜威来华演讲，以及邀请外国学者到北大讲学，资助林语堂海外留学等事，可见初入北大的胡适已积极参与校务方面的建设，和为北大延揽人才的热心。1926年6月24日，在给蔡元培的信中，又为北大教授的纷纷辞职离去而担忧。

1937年，七七事变发生后，蒋介石于1937年8月19日要求胡适即日前往美国争取美方对中国的支持。1938年，胡适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。自此开始了为期3年的驻美大使生涯。

任驻美大使期间，胡适代表中国积极寻求美国对日本的制约与对中国的支持，担任驻美大使期间展现了胡适杰出的外交才能。特别是“最后一分钟争持”事件，影响极为深远：

1941年9月，美日两国政府开始秘密谈判中国与西南太平洋的局势，美国为了自身利益，决定与日本妥协，无情地把中国抛了出去。此时中国与日本血战已达四年之久，“苦撑待变”几乎达到极限，若无外力介入，后果实属不堪预料。美国与日本的妥协，无疑将中国推向崩溃的边缘。

9月24日，由于胡适的坚决请求，国务卿赫尔约见了胡适等中、英四国大使，极不情愿地出示了临时妥协草案的美方定稿。胡适看罢，极为震怒，当场向赫尔提出严正抗议。危急之中，胡适立即求见罗斯福总统，请求对方出面阻止这一有害中国利益的方案，同时请求英国方面共同对这一决策提出抗议。

英国首相丘吉尔经过反复权衡，采取了胡适的建议，致电罗斯福总统，明确反对美国于历史的紧要转折关头与日本妥协、利己害华的做法。丘吉尔极富政治远见地指出：“中国如果崩溃，将大大增加英美的危机。”由于英国方面与胡适的强烈反对，美国高层经过慎重考虑，认识到此前的错误，遂于11月26日决定撤销与日本的妥协方案，从而使满天风险的太平洋局势彻底翻盘。——这就是胡适“在最后一分钟的强烈争持”之由来。

远在胡适出生之前，他的父亲胡传曾担任台湾的官员。1952年──胡传逝世后57年，胡适来到台东，当地父老“仍然记得我的父亲是位武官──胡统领，而非文官──胡知州”。台东父老为了纪念这位清代州官，特别把火车站前的光复路改为“铁花路”，并将鲤鱼山忠烈祠旁日人遗留的“忠魂碑”改为“胡传的纪念碑”，碑文额篆曰：“清台东直隶州州官胡铁华先生纪念碑”，并有《碑记》载其事迹。

1949年，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后，胡适曾积极关心台湾的民主政治进程。1952年，胡适和蒋廷黻在纽约有意联合组织反对党以在台湾推行民主政治，但在胡适返台与蒋介石讨论后，遭到蒋介石的反对，以致组党失败。

1957年11月，胡适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，1958年4月，胡适离美赴台定居，直至1962年离世。在台4年中，当局和朋友都要借重他来点缀“民主自由”，他也诚心希望台湾当局多搞一点“民主自由”，因此，令他高兴的热闹事也便接连不断。例如：这年11月，胡适搬进了当局给他专门拨款在南港建造的院长住宅。1959年初，胡适所拟定的“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”正式通过，并成立了以他为主席的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。这年7月，胡适接受夏威夷大学赠送的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，这是他一生获得的35个荣誉学位的最后一个。1961年10月，夫人江冬秀终于告别了纽约的牌友，回到台湾，家人团聚。

然而，胡适在台湾这最后几年的生活路程，是并不平坦的；在知遇和热闹的背后，许多不愉快的事竟彼此牵连，接连发生。

首先是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。他本是有心脏病的人；在台湾的几年间，先后四次住进台湾大学附属医院，每次都是心脏病复发，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。这自然是老年人所难免的；但若干不快意的事件和环境，往往是他旧病一次接一次复发的直接根由，又往往引起病情的恶化。

其次是他的经济状况，也使他不能不忧虑。连一次一次进医院的医药费都感觉困难。医师每次都说他需要在医院多住几天，他的朋友也劝他，而他自己总是坚持提早几天出院。

“人怕老来穷”，人们由此大约也不难想见胡适晚境的凄凉。而最让胡适感到困扰和难堪的，是社会上牵涉到他的许多风风雨雨的事件。

最先的一件，是《胡适与国运》。据杨树人先生的文章说，胡适回到台湾的第二天，即有人送给他一本《胡适与国运》的小册子。这是一本滥用“学术研究”之名，对胡适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的书，共收四篇文章。有的说胡适自己想当领袖，他的公式是：理想的胡说的领袖=无智+无能+无为+外国大学生=胡适。

有的攻击胡适当年打孔家店，“是攻破民族精神堡垒”，有的则说胡适当年反孔，反文言文，把大陆的人心搞乱，为共产党铺路，因而使国民党丢了大陆。

1959至1960年间，胡适又被卷进了总统连任问题的政治漩涡之中。胡适确实不赞成蒋介石连任，曾请当时总统府秘书张群向蒋转达他的意见，主要是希望蒋“明白表示尊重宪法，不做第三任总统”。但是，由于蒋介石还不想退位，1959年年底，便有人提出“修改临时条款”案，为蒋连任三任造舆论。1960年2月20日，“国民大会”第三次会议在台北召开，胡适还是出席了，并且又当了大会主席团主席。在蒋介石宴请国大主席团的宴会上，胡适又特别大讲“无记名投票”的历史和优越性，说它可以避免投票人受威胁，保障投票的自由，微露一点不愿受人操纵选举的意向。但他的话当场便遭到国民党人士的反驳，他们说民主政治是政党政治，政党政治要维持党的纪律，无记名投票自然要不得。后来，修改临时条款案三读通过，在报上公布了，为蒋介石连任三任办妥了法律手续。有人来问胡适有什么意见，连任三任是不是蒋介石自己的意思?胡适回答道：如果不是他自己的意思，我想人家不会这样做的。

过不几天，胡适便因心脏病进了医院，但还是去“国民大会”参加选举。自然是蒋介石又连任第三任“总统”。这一次，胡适却没有去给蒋致送“当选证书”。

在总统连任事件前后，又有组织新党的事件；接着又有雷震被捕判刑14年的事件。这一连串事端所引起的风暴，以及间接由此而发生的许多小漩涡，把一个想在台湾过安静生活，想以余年偿清笔债的老胡适，几乎是弄得坐卧不安，透不过气来了。

笔债无法偿，“民主自由”也难谈，胡适便只好“容忍”，谈“容忍比自由更重要”，“容忍是自由的根本”!而且说，他的提倡容忍，“不仅是对压迫言论自由的人说的，也是对我们主持言论的人自己说的”。实际上，他的重点是希望“拿笔杆写文章的朋友”，要存一种“容忍的态度”。据他说，拿笔杆的人，虽然受到种种“不合理的压迫”，甚至于“围剿”，但也还是“有权有势的人”，因而“绝对不可以滥用我们的权利”。谈“言论自由”谈到了这样的程度，胡适的心境该是何等凄凉，何等悲哀啊!

1961年2月，胡适又因心脏病发作，住了两个月医院。逐渐脱离危险后，到4月便勉强出院；因南港附近没有医院，只好暂借福州街26号台大招待所房屋，疗养了两个月。7月间又患急性肠炎，大闹水泻。真是多灾多病，衰老不堪了。10月间，夫人江冬秀从美国回来，家人团聚，孤苦伶仃三年半的老胡适，毕竟也稍添些慰安。可是到11月，又因发表一篇演说，竟招来狂风暴雨般的又一次“围剿”。11月26日，最后一次又住进了台大医院。

胡适虽然素来号称修养好，毕竟也具七情六欲，也难于抑制心头的愤懑与烦忧。他甚至病也懒得养了。12月17日，他在病床上度过71岁的生日。次年1月10日，他便出院了，仍借住在福州街26号，以病老残年，经受着残冬的暴风雨的袭击。

1962年2月24日上午，胡适离开福州街，去南港中央研究院，主持将在蔡元培馆召开的第五次院士会议。上午，胡适主持院士会，进行完了全部议程，选出了七位新院士。中午，他又招待院士们午餐。下午五时举行酒会，欢迎招待新、老院士，他兴致甚高，忽然脸色变了，倾身倒在地上，口吐白沫，不省人事。医生急救也无效。在这欢乐的酒会结束时，胡适竟因心脏病猝发而与世长辞了。终年七十有二。

10月15日，安葬胡适于台北南港旧庄墓园。他虽然未能回到美丽而且富饶起来的黄山故乡，却总算长眠在自己祖国的泥土里。墓门上刻着蒋介石书写的“德学俱隆”四字。右首高坡上，有北京大学校友会建造的纪念亭；左首有中国公学校友会建造的半身铜像。墓碑上刻着：这是胡适先生(民前二十一——民国五十一年)的墓。

身为北大教授与著名学者，胡适学生众多，其中最具成就、最为有名的有下列各位：

傅斯年（1896年3月26日—1950年12月20日），初字梦簪，字孟真，山东聊城人。著名历史学家，古典文学研究专家，教育家，学术领导人。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。

胡适评价傅斯年：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。他的记忆力最强，理解力也最强。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，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。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，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、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。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，往往带有爆炸性的；同时，他又是最温柔、最富于理智、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。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，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。

罗家伦（1897年12月21日—1969年12月25日），字志希，笔名毅，浙江绍兴柯桥钱清镇江墅村人。他是“五四运动”的学生领袖和命名者，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、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。

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，胡适提倡白话文，作为北大学生，罗家伦大力支持他。五四运动期间，最有名的白话文宣言《北京学界全体宣言》就出自罗家伦的手笔。可以说，在白话文的推广方面，罗家伦算得上胡适的好学生。但他对胡适追求的人权、宪政似乎并不感冒。1930年，当胡适因“人权与约法”问题与国民党发生龃龉时，罗家伦站在了国民党一边。对胡适等人公开批评国民党的做法，罗家伦认为这是胡适的领袖欲在作祟。

罗尔纲（1901年1月29日—1997年5月25日），广西贵县（今贵港市）人，著名历史学家，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，训诂学家，晚清兵志学家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。

罗尔纲曾长期居住在胡适家，他还是胡思杜的家庭老师。1930年代，胡适致力于考证《醒世姻缘》的作者，罗尔纲成了胡适的助手。也正是经历了这一学术工作，罗尔纲才切身领悟了胡适的治学方法。后来，他还写了《师门五年记》来纪念这一段最可感念的好时光。

顾颉刚（1893年5月8日—1980年12月25日），名诵坤，字铭坚，号颉（jié）刚；小名双庆，笔名有余毅、铭坚等：江苏苏州人。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、民俗学家，古史辨学派创始人，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、奠基人。

顾颉刚的古史辨的思路，基本上就是在跟胡适、钱玄同等人的书信交流中产生的，可以说，在史学研究方面，顾颉刚是胡适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的好学生。

周一良（1913-2001）中国历史学家。早年曾用字太初，安徽建德（今东至）人，1913年1月19日生于山东青岛。民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。8岁入塾，习经、史、子书，后加日文、英文。周一良对日本史和亚洲史造诣尤深，1949年以前曾讲授日本史。建国后，他创设亚洲各国史课程，培养了一批亚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人才。

周一良在文革中追求“进步”，写文章批判恩师胡适和陈寅恪，朋友写信骂他“无耻之尤”；他以学术为政治服务来治学术，已完全背离了学术精神。然而，文革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，我们不能也不敢苛求一个“书生”在那样一个时代中坚持自己的学术操守。幸而周一良晚年又重新回到了学术著述的道路上，为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。